光塔路和沙面街的诞生都曾经与外国人有关。

    一个是中国最早的蕃客一条街；一个是洋人曾经的独立小王国；

    一个是市场兴旺，唐代朝廷指定的外侨居地；一个是依靠武力淫威保护下，外国人的天堂；

    一个是商贾云集的街市；一个是静幽规划超前的生活居住小区；

    一个随着历史转轮古迹大多已经无存；而另一个却保存完好，今天已是广州旅游胜地。

    沙面街和光塔路与外国人密切相关，但身处不同的时代，两条街道的命运迥异，一个是唐朝盛世封建王朝主动开放的领地，显示了经济强国的信心和吸引力；另一处却是列强依靠铁炮洋枪武力挟持下的产物，这两条街道的命运，是中国对外交往史中的两个缩影。

　  六二三路与沙面有关

    与沙面紧邻的“六二三路”路名的来历，与殖民者也有很大关系。外国人严格限制在沙面的华人。1924年，越南爱国志士范鸿刺杀居留在沙面的法籍越南总督梅林事件，英、法两国迁怒于中国人，规定出入沙面的中国人要领取通行证，非住在沙面的华人，晚上9时以前必须离开，否则可能遭到拘留，这些歧视华人的规定激发国人义愤，洋务工人联合起来罢工20多天，使整个沙面陷于瘫痪。英、法当局只得取消了这些禁令。第二年，“五卅惨案”激起国人义愤，广州和香港工人举行了省港大罢工，沙面的洋务工人也参加了罢工，6月23日，广州工人、学生等 10万人游行，行经沙基时，被驻在沙面的英国、法国侵略者血腥屠杀，酿成“六二三沙基惨案”，沙基马路便改名“六二三路”，以纪念死者，铭记国耻。

    与洋人在沙面的奢华生活相比，一般中国洋务工人地位低下，收入微薄，但沙面当局规定工人衣冠整齐，穿着白衣，但他们住在又黑又小的工人房，当时女子嫁给洋务工人，自嘲“白衫有得洗，肚饿有得抵(要挨饿)”。

    中国最早蕃客街的形成

    唐朝盛世，广州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要塞，外国使节和商人鱼贯而来。他们来时满载当地特产，在广州卖出，然后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回国。不过当时木帆船凭借风力航行，海上航程必须等候季风，一般冬春季节靠东北信风扬帆而去，夏秋间借西南信风鼓帆前来。因此，借西南信风抵达广州做生意的商人或者外国使节往往需要居住几个月，才能借东北信风回来。这期间，他们需要食物、借宿，同时采购准备回程货物，广州官府为了管理这些“蕃客”，为他们开辟了居住区。一些外商来广州后，干脆就不再返回，在官府划定的居住区里定居，成为广州早期的侨民，称作“蕃客”。随着“蕃客”越来越多，官府便在城西即今天的光塔路一带，划定一个外国侨民居住区，称做“蕃坊”，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外国人居住的街道。

    沙面街：外国建筑群展台    鸦片战争后沙面沦为租界

    在中国，上海黄浦江边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在广州西面珠江边的沙面，也有一处汇集多国建筑的“洋楼区”，错落有致的外国建筑群散落绿树如荫的街道。

    走在沙面街，林荫遮道，江风徐徐，即便在仲夏，也少有骄阳当头焦热烦躁的行路之苦，反而在百年古树的庇护下，不经意间使人放缓脚步，细细观赏起四周建筑来。

    早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进入沙面之初，他们便把良好的规划书写到了这处0.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除领事馆、商行、公寓外，教堂、医院、学校，以及球场一应俱全，在建筑之间有草坪院落间隔，楼层大多不高，沿路树木葱郁，行走其间犹如走在展示建筑群的公园里。

    在今天的沙面，仍然有诸多涉外机构办公，一群中国人排队等候出国签证。沙面对外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

    沙面的盛衰与中国近代史开篇之战鸦片战争密切相关。1842年清政府败北，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在第二年的《虎门条约》中允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盖房，永远居住，这就使租界合法化。由此，1854年开始，英国先后在上海、天津、广州设立租借地，与美国、法国分别签定《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夏条约》)、《黄埔条约》后，殖民者取得了在中国通商、泊船、租地、建楼、传教等特权。

    这时英国便蓄意在广州设立租界，曾向两广总督府提出在西濠口划地租界，当时清廷官吏推脱当地居民不少，搬迁起来麻烦，拒绝了英国人提议，但英国仍然屡次交涉。1859年，英国提出辟沙面作为租界，两广总督黄宗汉终于屈服，但承诺先由中国方面在沙面北边开挖一条宽30米1.2公里长的小涌，把沙面与租界外沙基分开，建东、西两座桥梁与沙基往来。

    当年得到英国认可后清廷首先迁走原来在这个沙洲上的居民，拆毁了炮台，把曾经抗击外敌入侵的炮筒埋掉。两年后，工程完成，两广总督劳崇光屈辱地与英国领事洛巴特签订了《沙面租界协议》，规定沙面作为租界，给予英国、法国两国，英国占地44英亩，法国11英亩，每亩年缴地租1500制钱，而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沙面的一切权利。自此，沙面沦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据点。

    土地拍卖多国迁入沙面

    沙面五分之四的领地属于英国租界，英国把租界划成82个区，建了领事馆、教堂和公共设施，剩下55个区拿出来拍卖，规定外国人都可以竞拍，然后按照不同地段收取3500元至9000元不等价钱，坐地收钱，拍卖获得了24.8万元，凡竞拍得到土地的人，以英国女皇的名义发给地契，称作“皇契”，皇契规定土地使用期限99年，但如果将拍得土地转租或者让中国人居住，协议将失效。

    租界出售后，拍卖到土地的业主即开始大规模建设，英国也加紧修建了领事馆、基督教堂。1865年，英租界初成规模。这一年，英国领事馆搬进了沙面。随后，美国、葡萄牙、德国、日本等国陆续迁入，原本在香港和广州开设的银行、洋行，纷纷在沙面开设分行，或者干脆迁移到沙面开业。

    法国的租界启动则比英国要晚。在1888年之前，法国人忙着修筑浩大的天主教堂即今天一德路上的石室，等石室天主教堂和附近的育婴堂、屋舍完工后，才开始将精力投入沙面租借地。在沙面，法国人修建了法国驻华领事馆、天主教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广州分行等楼宇。第二年，法国人也把未开发的土地像英国人一样拍卖。1890年，法国领事馆迁入沙面后，法国租界地内逐渐也像英国租借地一样，楼宇林立，洋行遍布。

    英国和法国人在营造租借地之初，就提早做好了规划。在沙面，两国先后建了沿江公园、网球场、游泳池、酒吧间，同时也不忘艺术享受，建造了露天音乐台、影院，虽然沙面只有弹丸之地，但西方人可以在这里享受和国内同样的便利生活。在南面江堤边，他们还建了一个小型码头，方便外国人水上出入，而一些外国要人，便可以从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军舰转乘小汽艇直接登上沙面，不须经过中国海关便进入中国境内。

    英法两国在沙面都设立了管理机构，下设巡捕房，英国租界大约有30名巡捕，为了保障他们在沙面的安全，殖民者在沙基通往沙面的东桥和西桥设了铁闸，派警员把守，还在桥旁修建了碉堡，架设枪炮，以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军舰为后盾，殖民者在沙面“独立小王国”，享受着殷殷绿色。

    在沙面，英、法、日、美、德五国开设了九家银行，除了做一般银行业务外，还炒卖金融票证控制货币市场，在中国发行货币兑换中国的黄金、白银，装运回国。同时沙面还开设了30多家洋行。

    今天的沙面留下了53处文物建筑物和构筑物，连同当年形成的街巷布局、河涌、古树，构成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一批国内外投资者相继前来建设多元素、高档次的餐饮、商场、娱乐文化和会展场所，沙面已经成了广州旅游业的一张名片。

    光塔路：中国最早外国人街　　起伏与海上贸易盛衰相关

    东西走向的光塔路与中山六路平行，被人民中路和朝天路所拥，短短几百米的老街十分钟可以走到尽头，沿街遍布小士多店、食肆，并无特别繁华场所。时光倒回1300年前的唐代，光塔路商贾云集，他们是沿着丝绸之路来中国贸易的各国客商，这条广州最古老的“蕃客”街曾经见证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曾经繁盛的陆上丝绸之路几度阻塞中断，到了唐朝中期逐渐衰落，而始于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迅速崛起，促成光塔路中兴。随后光塔路的起伏与海上贸易盛衰休戚相关。

    海上丝绸之路使广州日见繁华。唐朝盛世，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4000 艘，广州与南海、波斯湾之间船舶往来如梭，广州港樯帆林立。唐代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六条定期航线，这六条航线都集中在广州，最著名的“陶瓷之路”经过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沿岸诸国，航程89天，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那时众多船只从广州黄埔出发，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海域，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销往世界各地，同时又把沿途象牙、明珠宝石、香料、运到中国。

    走在今天光塔街，街道两侧古屋已少，古迹更加难觅，在光塔路与“蕃坊”之间似乎找寻不到共同点。但在千余年前唐代留下的地名至今仍存，这一带玛瑙巷、象牙街、玳瑁街仿佛使人浮想起当年的“蕃客”带着珍珠、玛瑙前来换取茶叶、陶瓷的景象，广州的仙邻巷是阿拉伯语“中国”的音译，地处古时坡山的甜水巷也是得名于阿拉伯语“山岗”之音，而光塔路原称“大食街”，也因有大批大食人在此居住而得名。居住在坊内的各国商人选举出“蕃长”，上报唐朝朝廷后正式任命“蕃坊”内的事务由“蕃长”负责，“蕃长”有管理外籍侨民的权利，侨民可以信仰宗教，保持各国风俗习惯，也可以在广州购置田地和住宅，居住在“蕃坊”内的大食人和波斯人最多，信奉伊斯兰教，教民需要在“蕃坊”内做礼拜，所以便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清真寺，就是今天光塔路的怀圣寺，又称光塔寺。

    “蕃坊”繁盛时期在宋代

    公元628年，有一群值得注意的使者，由阿拉伯麦地那乘商船越海至广州，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所遣，持书往见唐太宗，唐太宗助他在广州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以备来华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使用，这便是至今仍存的光塔寺，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寺内建了一座伊斯兰教的塔，塔身光圆，顶上塔尖，那时广州“宝庄严寺”已经建有“舍利塔”(即今天六榕寺的花塔)，两塔相距不远，且异常醒目，明朝广州建了镇海楼后，有人把广州城比做一艘巨大的帆船，将光塔和六榕寺花塔比做两个桅杆，而五层楼则是舵楼。唐时光塔塔顶建有金鸡形状的风标，“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当大风吹转风标之时，船只的速度也异常快，从这句诗中可见唐代时，怀圣寺建在珠江边，而作为伊斯兰教“宣礼塔” 的光塔也兼有航向标志的功能。

    至于当时留居在广州“蕃坊”的外侨有多少人，据十世纪前期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斯俄迭说，广州人烟稠密。据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等有20万人。

    居住广州光塔街道的蕃人子女在广州学习中国文化，阿拉伯人李彦升还赴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

    宋代是“蕃坊”最繁盛时期，光塔路一带已经有“汉蕃万家”，选出的“蕃长”身穿中国官服，无异于管理蕃人的官员。宋朝还通过广州的“蕃长”邀约外商来华贸易，对于邀约有功的侨民，宋朝还授予官爵奖励，如阿拉伯商人辛亚陀罗被宋神宗封为怀化将军。

    宋徽宗时正式设立专门培养外侨子弟的蕃学，让其子弟学习中国文化。更为开明的是，宋朝还允许中外通婚，但条件也相当苛刻，要求外国商人三代中必有一代是官，才准许中国女子与之通婚。

    光塔街上的居民后来多次迁徙，大多散居广州各地，如今的光塔街和人们印象中的“蕃坊”相去太远，而且沿街建筑也与四周老城区无异，只有耸立的光塔和静幽的光塔寺千百年来默默地守着尘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