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饮用水取自帽峰山。每个月家人拿桶装水的瓶子去帽峰山山麓打水，放四桶在南华中。据Papa说有个“专家”也经常去帽峰山打水，并取样测试，认为水质非常“靓”。

    帽峰山南麓，就是柯木塱长寿村所在，这附近有17家矿泉水厂。新闻也曾报道：“高级地质工程师杨鹏儒指出，在天河区柯木村至白云区帽峰山一带长达30公里的山脉下，潜藏着一条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矿泉水带。”

    Mommy说，不知道帽峰山的水是不是真的那么好，但打回来的新水的确很正点，可放久了就感觉不到那股新鲜的味道了。的确，家中必备的铁观音，也是认水而香。

    古人对水质要求可比现代讲究多了，不会像现在不是喝水喉水就是喝桶装水。

    张岱在《陶庵梦忆》记载了他能分辨水质的故事。他的朋友闵汶水对饮用水要求也很高，住在南京，却用无锡的惠泉水泡茶，汲水过程和运输方式都无比讲究，他自己说“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邪。”取水在外地不说，还要先淘井，再等晚上再取新泉，储水的瓮还要用山石垫底，运输就要等顺风行舟。

    惠山泉水在古代的地位类似今天的evian，反正就是属于很高端的东西。有名牌自然有山寨假货，朱国祯在《涌幢小品》里介绍了他的“山寨版惠泉”，该书十五卷云：“家居苦泉水难得，自以意取寻常水煮滚，入大磁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洁，开缸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积垢二三寸，亟取出，以X盛之，烹茶与惠泉无异。”

    现在喝酒有品酒师，古时喝水也有“品水师”，盘点各地的山泉水井，罗列排名。唐代有个张又新，他写过一篇《煎茶水记》，里头记载了两个品水大师，一个是他丈人刘伯刍，将水分为七等，张又新“尝俱瓶于舟中，亲挹而比之”，觉得“诚如其说也”，证实了刘伯刍的数据正确。文章另外还记载了陆羽的故事，陆羽被后世冠与诸多名号，一人包揽“茶仙”、“茶圣”、“茶神”三个头衔，他比前者更牛，把天下水分为二十等。文章中，陆羽可以分辨出掺了临岸之水的扬州南零水，神奇到这种地步，估计是有将陆羽过分炒作之嫌。

    高级士大夫们讲究的生活态度更多的体现一种玩物情调。作为百姓日用，自然不必要求太高，不过古时的人们不像今人习惯了对于商业产品的依赖。他们对大自然力量充满崇敬，敬而又不远之，他们遵循着造化的运行规则，经年累月地与天地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许多小秘密。好像《广东新语·七夕水》里说：“广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鸡初鸣，汲江水或井水贮之。是夕水重于他夕数斤。经年味不变，益甘。以療热病。谓之圣水。亦曰天孙水。若鸡二唱，则水不然矣。广州竹枝歌云：七夕江中争汲水，三秋田上竞烧盐。”

    到底七夕水是怎么回事？其风俗不知是否一直在后世流传。Mommy说她上初中的时候，五月初五端午节会和同学骑着单车到金沙洲沙贝的“海边”游泳，据说那天的“海水”能防止皮肤过敏生疮等等。

    古时的广州比现在更靠近大海，淡水难得，而且因为水质不好的问题，使瘟疫经常流行。故当时广州市民对水质特别敏感，官员们也十分重视。当年苏轼针对广州饮水问题，借鉴自己的“杭州模式”，建议广州太守在广州也搞个“安乐坊”，即现在的公立医院来医治患病的人，此外还设计出一套将白云山蒲涧的山水用引入城内的方法。

    到了明朝，有个叫黄谏的人来广州做官，他是位品水大师，“黄谏常作京师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华殿东大庖井第一。后谪广州，评泉以鸡爬井为第一，更名学士泉。”（《玉堂丛语》）黄谏还专门写过一篇《广州水记》分析广州各地水质，具体内容找不到相关资料，以后再说。

    明朝后来还有个叫叶权的旅游者来到广州，在他《贤博编》里专门提到广州的水：“广州城近海，潮水至城下，地斥卤与松江同。广州记晋时尝导山泉入城给民，旧迹今不可寻，惟粤秀山下关王庙中有古井，颇美可饮，余俱碱恶。余以冬月至，犹可。若暑天，则不能堪矣，其所苦也，游兹土者必远汲乃可。”由此可见，广州人很早之前就有引用山泉水的习惯。我们家现在也是延续“必远汲乃可”的古风而已。

    即使是苏轼的“引水入城”，还是黄谏的评水优劣，都没能解决广州城的饮水问题。到了清末，广州因饮用不干净井水而中毒致死的现象仍旧屡见不鲜。直到现在能方便用上自来水，但广州人还是会对水质抱有怀疑，说珠江水很“热气”，要常饮凉茶降火。

    我们家从我初中开始就不饮用水喉水了。那时我家住云山附近，爸妈听说很多住同一小区的人都患上结石病，大家纷纷猜测是小区的饮用水不干净所致。我们家对水喉水完全失去了信心，开始喝桶装水。后来关于桶装水的细菌含量超标等新闻不断爆出，我们家又对桶装水失去信心，于是有了现在只喝天然山水的习惯。

    当今社会太多食品安全的丑闻多的是，广告的口号和许诺越显得巧言令色。我们相信造化会弄人，但至少不会骗人。所以“帽峰山山水”这个天然品牌，就绝对胜过商业品牌无数。